| 超级间谍杜勒斯与美国中情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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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未知 文章来源：网友提供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6-12-15 |
超级间谍杜勒斯与美国中情局- 2004年4月1日 08：30
艾伦。杜勒斯在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中是一个重要角色，他也是美国情报史上的传奇人物。在美国组建中央情报局时，他的情报理念深深打动了国会议员和美国民众；此后，他成了美国历史上任职最长、影响最大的中情局局长。这本传记不仅披露了这位超级间谍的一生，也让我们从一个特殊角度看到了美国史与世界史上的许多细部。事实上，现在中情局的许多行动，仍保留着杜勒斯的印记。
神秘的科尔比
1941年7月，47岁的艾伦。杜勒斯离开律师岗位，加入了新组建的美国战略情报局（此即后来的中情局的前身）。这个机构负责为罗斯福总统提供战时情报。第二年，他以“美国驻瑞士大使特别助理”的身份被派到这一中立国，代号110.从此开始其特工生涯。
对德国渗透是战略情报局在瑞士设立工作站的主要目的。来瑞士之前，情报局负责人多诺万就交代过：德国内部存在一股反对希特勒的地下势力，应伺机与他们建立联系。1943年8月，一个德国人走进美国驻瑞士大使馆，他从口袋里掏出个信封说：“里面是新近发往柏林的绝密电报摘要。我有一个朋友在德国外交部工作，类似的情报还很多，我仅仅作为他的信使。”大使馆让杜勒斯处理这事。当晚杜勒斯与之相会，并开门见山地提出问题：“我们怎么相信你？怎么知道你不是德国情报机构派来的奸细？”“很简单。如果我是一个奸细，那我们为什么带上这186份文件，而不是两三份？”这186份文件中，有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谈话的备忘录，德国潜艇与日本潜艇会合的地点，德军谍报局设在葡萄牙某港口的谍报网情况（这个谍报网专门监视盟军运输船队的动向）……件件都是绝密的东西！接着来人介绍了自己的背景：“我叫弗里茨。科尔比，在德国外交部供职。我的工作是，每天将所有的文件过目，然后编出摘要确定将哪些文件呈递给里宾特洛甫。我恨纳粹主义。这些文件都是绝密级的，如果你们需要，我愿意定期提供给美国政府。”
杜勒斯与科尔比约定，两个月之内，让他再来伯尔尼联络。杜勒斯把留下的文件细细过目了一遍。这些文件反映了第三帝国的核心机密：它的优势、弱点和内部的争斗。看来科尔比在挑选时确实费了苦心。10月7日，科尔比终于又得到一次前往伯尔尼送信的机会。这次他带着个鼓鼓囊囊的大信封，上面盖着德国外交部的火漆。但里面还有两个小信封，一个送往德国驻伯尔尼使馆，另一个则是送给杜勒斯的。12月，科尔比第三次出现在杜勒斯面前，这次他带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悄息：英国驻土耳其大使馆被一个名叫“西塞罗”的德国间谍渗透。杜勒斯立即把这个情报通报给英国人。可是他的上司对这位神通广大的人却持怀疑态度。不仅是美国战略情报局的情报分析家，连英国人也被动员起来，为科尔比的情报提供鉴定。英国情报局认为情报是真实的。之后美国军事情报部门也鉴定说，材料是真实的。不过他们还是怀疑这也许是德国人使用的伎俩，是为传递假情报作准备。但直觉告诉杜勒斯，科尔比是真诚的。1943年12月，他再次致电多诺万，担保科尔比。多诺万也倾向于这一点，并将此事报告给了罗斯福总统。
于是，在半信半疑中，战略情报局开始在战术层次上使用科尔比提供的情报。1944年3月，战略情报局突然需要一些有关日本的政治、军事情报，由于其情报重点一直放在欧洲，只好求助于伯尔尼情报站，看杜勒斯能不能及时与科尔比联系上。杜勒斯想到个主意：从苏黎世向科尔比发一张明信片：“亲爱的朋友，也许你还记得我的小儿子。他的生日马上就要到了，我想为他准备一些日本玩具。你能不能在柏林帮我找一些？”复活节过后几个星期，科尔比果然出现在杜勒斯面前，他不负厚望，带来了大量缩微胶片，里面包括日本海军舰队的战斗序列，德国间谍从东京发回的有关日本政治、经济形势的估计等。杜勒斯兴奋地致电华盛顿：“伍德带来了两百份以上价值极高的复活节礼物。”
与“黑色乐队”联络
德国驻伯尔尼领事馆副领事汉斯。吉斯维乌斯在结识了杜勒斯后表示，自己“可以列出一个愿意看到希特勒死去的德国将军的名单，并帮助你与他们取得联系”。他还向杜勒斯透露：“3月13日一个爆炸装置会放在元首的飞机上。”他说，现在密谋分子需要的是从杜勒斯那里得到保证：一旦政变开始，罗斯福总统和美国政府将对政变表示支持。
见杜勒斯显得有些犹豫，吉斯维乌斯便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笔记本，翻开一页念了起来。那是前不久杜勒斯刚从伯尔尼发往华盛顿和伦敦的一份报告，报告中预言意大利外交部长齐亚诺将参加推翻他的岳父、意大利法西斯党魁墨索里尼的政变。报告用的是美国大使馆的外交密码，不料被德国人破译了。吉斯维乌斯告诉他，这份电报是德国海军观察处大名鼎鼎的X－B机构破译的，已经呈递给希特勒，希特勒把报告转交了墨索里尼，因此政变已经不可能发生了。到这种地步，杜勒斯不得不相信吉斯维乌斯的诚意。他没有更换已经被破译的密码，因为这样做的话德国人就会通过检查文件分发的范围找到泄密者。但这套密码的作用只能用来欺骗德国人了。从此，杜勒斯通过吉斯维乌斯，与德军高层中反希特勒的组织“黑色乐队”建立了联系。
1943年3月13日，德国果然发生了一起谋杀希特勒事件，行刺者名叫费边。冯。施拉勃伦道夫。他与在德军谍报局的同谋偷偷设计了一颗炸弹。这天希特勒将乘飞机视察斯摩棱斯克，然而出人意料的是飞机没有爆炸。原来这颗炸弹要靠硫酸腐蚀金属引线来引爆，而飞机穿行在云层上空，硫酸还没来得及流出就已经冻结了。事件发生后杜勒斯报告华盛顿：“希特勒在党内的声誉已经动摇”。从1944年1月底开始，他的报告越来越多地涉及德国密谋分子的情况。在与杜勒斯保持接触的密谋分子中，有一个是莱比锡市前任市长卡尔。戈台勒，他直接与“黑色乐队”的精神领袖、德军前总参谋长贝克联系。4月初吉斯维乌斯带来了贝克和戈台勒的口信：准备起事，希望盟国方面予以承认。4月7日杜勒斯将此事致电华盛顿。7月初德军谍报局的信使来到瑞士，带来了“黑色乐队”暗杀希特勒的全部计划。7月20日，杜勒斯期待已久的事终于发生了，在希特勒的司令部，有人向他发动了攻击。但几天后柏林电台称，元首只受了些轻伤，政变已被挫败。随后传来的消息是贝克已经自尽，实施暗杀行动的施道芬堡上校被行刑队处决。但对杜勒斯而言，7月20日事件无疑是他在情报上的一个胜利。政变发生前，英国人死活不肯承认德国存在一个反对希特勒的地下组织，事实证明他们错了。
费尽周折的“日出行动”
1945年初，战局已经十分明朗。党卫军意大利战线负责人卡尔。沃尔夫将军的两位代表也来到了杜勒斯面前。杜勒斯知道沃尔夫是希特勒的宠臣，在党卫军中他的权威仅次于希姆莱和卡尔藤布鲁纳。这样的人来谈判和平之事，让他怀疑。为了考察其诚意，杜勒斯给这些纳粹分子出了道难题：两位意大利游击队重要人物帕里和乌斯米安尼落在盖世太保手里，如果沃尔夫真有诚意，他应释放这两个囚犯。几天后，这两位游击队领导人被送到杜勒斯手中，接着沃尔夫也来到瑞士，要与杜勒斯就投降问题直接谈判。
但杜勒斯的报告在华盛顿没有引起任何反响。但杜勒斯还是决定接待沃尔夫。沃尔夫主动提出愿意做几件事以向盟国证明自己的诚意：一是停止针对意大利各党派的敌对行动；二是将关押在意大利北部的最后一批犹太人释放；三是对关押在意大利蒙塔的350名盟军战俘的安全负责。杜勒斯则要求对方尽快安排意大利战线的德军投降，在他看来，既然沃尔夫的党卫军可以凌驾于德军之上，那么由他安排投降应是没问题的。沃尔夫答应回去说服意大利战线德军统帅凯塞林元帅和其他纳粹头目，他还表示自己与凯塞林私交很好。杜勒斯的报告传到战略情报局总部时，最高兴的莫过于他的老板多诺万了，他立即对情报进行了加工，将杜勒斯所说的“沃尔夫及其一行准备认真地谈判”，改成“他们表示准备作出关于德国在意大利北部停止抵抗的肯定承诺。”结果一个试探性的情况报告，变成了既成事实。华盛顿立即把这情报通知给英国。3月12日苏联也得到正式通知。紧接着盟军地中海战区总司令亚历山大元帅派出两个接收大员来到伯尔尼，准备接受德国人投降。元帅还为这次行动规定了一个代号，叫“日出行动”。
但这时的沃尔夫却表示，凯塞林元帅已被召回柏林，吉凶未卜。最想不到的是，凯塞林被任命为西线德军总司令，职务又升了一步。沃尔夫一下又来了劲，跟盟军的两位将军说此次他可以把投降的规模扩大到整个西线。但将军们等了一个星期没任何消息。此时盟军正一步步向前推进，如果不能赶在盟军取得重大胜利之前实施德军投降，那么这个行动就完全失去了意义。可是凯塞林元帅没有同意沃尔夫的请求，但他也没有去告发沃尔夫的叛国行为。沃尔夫碰壁后回到柏林，他晋见了党卫军头号人物希姆莱，想得到支持。希姆莱希望沃尔夫进行试探，但在他看来，采取决定性行动的时机还没有成熟，盟军还没有兵临城下，而更重要的是元首还没有死，他无法采取行动。
此时远在伯尔尼的杜勒斯已经如热锅上的蚂蚁。要知道此事英国方面捅到了丘吉尔那里，美国方面也已上报罗斯福。一直等到3月26日，沃尔夫总算带来口信，说这次他将带来一个“完整的方案”。但是直至4月11日还没有新的消息，两位将军开始怀疑这是沃尔夫策划的一个骗局。就在这时，罗斯福总统突然逝世，新总统杜鲁门上台后得悉“日出行动”的内情，立即命令战略情报局停止在伯尔尼与德国人接触。杜勒斯4月20日收到了总部电报，可是第二天他得到消息：沃尔夫将军已经带人在前往瑞士的路上，准备立即就意大利的德国陆军、党卫军以及盖世太保的投降问题与盟军磋商。杜勒斯立即向卡塞塔盟军最高司令部请示。亚历山大元帅上报华盛顿，刚刚上任十几天的杜鲁门总统不想改变自己的指令。杜勒斯不能与沃尔夫会谈，他想了个办法，让瑞士情报部的韦贝尔作代表与德国人周旋。沃尔夫确实想把事情办成，好为自己谋一个出路。4月26日，杜鲁门总统对“日出行动”有了新的理解，终于让亚历山大元帅派人把德国使节接到卡塞塔，签署投降文件。5月6日，杜勒斯被召到艾森豪威尔设在法国的前线指挥部，出席德军的投降仪式。战争终于结束了，对杜勒斯来说，持续六十五天的“日出行动”成了他生命中的一项创举。二战结束后，杜鲁门总统解散了战略情报局。1945年底，杜勒斯回到纽约，不久被选为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主任。
出任中情局局长
1946年1月24日，杜鲁门总统任命威廉。莱希海军上将和西德尼。索尔斯海军少将为美国情报委员会总统私人代表和中央情报主任。这样，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情报机构-中央情报局（当时称“中央情报组”）就算开张了。可是国会没有为它的出生颁发准生证，也不向它提供拨款，甚至连工作人员也没有。经杜鲁门特批，总算从陆军那里搞到第一笔经费，一年后这个机构才有了数百人马。1947年2月26日，杜鲁门总统向国会提出《1947年国家安全法》，其中包含了设立国防部，组建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下设中央情报局等内容。
1947年4月25日，艾伦。杜勒斯作为美国外交委员会主任，就“国家安全法”问题向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备忘录，赞成成立中央情报机构，并提出其活动不能过于隐蔽，过去人们通常过分重视通过秘密手段搜集的情报，实际上在和平年代，大部分的情报可以通过公开手段获取：我们可以通过外交官、驻外武官、驻外记者和收听广播来搜集外国的情报，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得到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情报。1947年6月27日，负责情报事务的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举行听证会，杜勒斯在发言中把矛头对准了军事情报机构通过职业间谍搜集情报的做法。他说：“你雇用了某个人充当间谍，你认为他有能力建立一个间谍网络。你给了他一大笔钞票，然后坐等他把情报送回。有些时候，他提供的情报确实十分出色，可有些时候你却不能无保留地接受他提供的情报，因为你不知道真实情况到底怎样，你对他失去了控制。”一席话让那些对情报工作一窍不通的议员们明白了其中的奥秘，并就建立强大的中央情报机构达成了共识[1] [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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