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先生的警告和规劝显得声音微弱，相反，“个人利益最大化”、“本国利益优先”一类口号成为了这个时代的最强音。疯狂扩张的自由主义经济虽然使人类在短短两三百年的时间里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但也在短短两三百年时间里就将地球上千万年累积起来的石油、煤、天然气等挥霍殆尽，而对资源的无节制挥霍又带来种种恶果，如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导致温室效应、酸雨、臭氧等问题越来越突出，严重地破坏了生态平衡，最终影响和威胁人类生存。有资料表明：连人迹罕至的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的积雪中也化验出酸雨成份，这显然来自他处。南极上空的臭氧层空洞，显然也源于南极洲以外的人类开发活动。19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举行了关于全球温室效应的会议，给“工业化”的神话再亮了一盏红灯，基于全球温室效应的威胁，工业化国家只好达成这样的协议，争取在2010年把急剧增加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到比1990年还少五点二个百分点的程度。但即使如此，也可能无济于事，因为发展中国家还在加快工业化进程，还在向欧美式的现代化模式狂奔，大量的工业废气还在滚滚而来。而作为世界上排放二氧化碳最多的国家，美国出于本国产业利益的考虑，居然还一直拒绝在联合国有关大气保护的条约上签字 ! 

    由上可见，地球的有限资源，不可能承受人口无限增长、经济的无限发展以及生活的不断“进步”。自由主义的自利狂热和发展狂热隐含着生态学的盲区，其你追我赶、你抢我夺的“自由竞争”图景内已显现了自我毁灭的凶兆。 

    这样说，并不是要否定市场自由在资源配置和供求调节方面的竞优功能，也不否认市场自由对提高劳动效率的推动作用。但由于无意或有意地掩盖了人类经济活动中的生态要素，自由主义的经济知识建构一开始就是偏视的和跛脚的。比如他们有关效率和利润的知识体系，从未将为公共所有的空气、水及其它资源消耗纳入成本计算，而是肆意消耗破坏，这实际上是虚构了一种优绩的效率和利润，掩盖了重大的生态亏损，掩盖了少数人以私权对公共财产的免费侵占和浪费性破坏，而这种破坏了的生态资源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无价之宝。(顺便说到，富人们破坏了之后可以一走了之，因为他们有钱，可以随意选择居住之地，破坏的后果却会图与穷人。今年夏季美国与欧洲的炎热导致了无数人的死亡，可以想见，其中是绝对不会有富人的。)在另一方面，自由主义的知识缺陷还存在于所谓神圣的“产权”理论，因为空气、水以及其自然资源本身就不存在什么明确的“产权”，如果有，也只能说是公共的。如果不将这些生态问题纳入考虑之列，而只强调什么“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不管污不污染环境，这实际上已经抹煞和侵吞了公共产权，或者是强加给社会一个仅仅有利于富人的产权制度。 

    地球已经成为一个“地球村”了，一个地区的生态变化必然影响到另外的地区。工业化国家是破坏生态的始作佣者，完全应该主动采取补偿和补救措施，后发展国家和受害者也完全可以要求损失赔偿，这种赔偿实际上也有利于发达国家。今天，生态恶化的现象已不独发展中国家日益严重，发达国家同样未能幸免。据报道，美国东部的一些州一旦遇上高温干旱，也会缺水严重，只好限制用水，如马里兰州立法规定如有人用水清洗汽车或浇灌花园，就可能判处六个月监禁或一千美元的罚款，而新泽西州禁止向游泳池灌水，饭店也不再向客人上茶水，除非客人提出要求。农民们则无事可干，因无水灌溉庄稼，许多庄稼已活活枯死。 

    有人会说，自由主义内部本身区别很大，虽然有那种过分强调自由竞争、弱肉强食的自由主义，却也有越来越强调平等、人权、社会公正的新自由主义或者说具有左翼倾向的自由主义，早期如托克维尔，近期如罗尔斯等等。‘这我也承认。这种自由主义看到了自由竞争在促进效率方面的合理性，也看到了其在社会分配方面的不合理，主张通过宪政来制约和改变市场规则，重建民主平等的秩序。他们由最初主张“起点的平等”发展到主张“过程的公正”，最后竞主张“结果的平等”，倡扬“矫正的正义”，力图纠正和补偿以往的不平等不公正，无疑是对自由主义的历史过错与弊端的纠正，也予人们深刻的启迪。
    但是，我们也不要忘了，自由主义作为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的体制话语，是从传统和古典自由主义发展而来的，其基本观念和原理也已深入社会各方面，因此对之加以改变就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事情。而且新自由主义或自由主义左翼在西方始终只是边缘性的声音，远不足以改变和左右主流思潮。当今西方国家中，保守的自由主义才真正占据了主导地位，也因此才导致西方社会内部的贫富悬殊越来越大，导致了富国与穷国之间的差距起来越大。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这种严重的两极分化正是通过资本的垄断和干预保护而加速进行的(包括与某些第三世界国家的独裁集团建立“裙带关系”)，这从本质上恰恰践踏了他们许诺的“自由”原则，已经或正在导致从拉丁美洲到俄罗斯到东南亚的一次次市场经济的难产、崩溃、萎缩、窒息，导致大批中下层经营者的非正常破产。这就是资本主义从推动市场经济到“反市场经济”(许宝强语)的寻常过程，就是从自由主义的乌托邦到“不自由”现实的寻常过程。 

    也许还有人寄希望于“科技生产力”，强调所谓“知识经济”的到来，会创造出新的资源，从而缓解生态危机。是的，核物理和生物基因研究等等都洞开了新的资源前景，但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社会来看，科技往往最终为垄断性的大资本集团所利用，服务于垄断，巩固和加强垄断，从而把广大弱势群体排斥在受益层面之外，改善生态的功能也不得不大打折扣。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指出：大约88％的因特网使用者在富裕的工业国，住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的使用者还不到1％。而在因特网上，虽然全世界讲英语的人不到10％，但近80％的万维网站点使用英语。这种状况当然比当前石油、森林、土地的瓜分还更为不公平。至于生物基因工程，如果富人们依靠金钱可以“自由”地控制着人类基因库，使他们的后代能获得更优越的先天条件，这不是将更加加剧人类的不平等吗?在这里，“知识产权”的概念也许值得一议。知识产权是财产所有权在知识领域里的延伸和运用，是保证效率防止掠夺的一种制度安排，对促进知识创造和经济发展确有重要意义。但致力于社会福祉的创制，同样要防止有些人在知识产权的名义下对知识的过分垄断以及随之而来的暴利，因为那同样会阻碍知识的传播、运用以及创造。著作权法规定作者死后五十年其版权自动失效，就是对知识产权的一种限制。同样，合理的创制还应该限制知识富有者的垄断倾向，引导知识向贫困地区的无偿转让；应该限制知识富有者的暴利倾向，起码应该保证人们在基础教育(www.21blue.com)（www.21blue.com）、公共医疗等社会公益事业中对知识的无偿使用(现在的情况是很多地方学费越来越高而文盲越来越多)。毫无疑问，反垄断和反暴利是一般市场经济的应有之义，这些原则同样应该施之知识经济。否则，具有浓厚自由主义逻辑色彩的“知识产权”就远非一项完善的制度，特别是它被用作少数财阀推行“全球化”、“新经济”一类不合理经济秩序时，其有害市场经济等一切经济活动的负面危害更值得人们深深警觉。 

    最后，还想说的一点就是，中国需要一种健康的自由，真正的自由，但决不需要一种发展中国家资源紧缺情况下损害社会保护和公共权益的“自由”，决不需要威权者(如在中国)或富豪者(如在美国)为所欲为的“自由”——不论这种自由的话语编造得如何动听。据《参考消息》1999年7月24日转英国《卫报》的消息，作为自由主义的原产地，英国目前是欧洲最贫富悬殊的国家，四分之一的家庭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其20％的最贫困人口的收入只占国民收入的7％，而20％最富裕人口的收入却占了国民收入的41％。…·这些数据，或许可以给最推祟英国“光荣革命”及其保守主义思想、反对法国式大革命及其激进思潮的自由主义者们一点反省，也让人们更好地理解和看清所谓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本质上维护的究竟是些什么东西。也难怪托克维尔这样的具左翼倾向的自由主义者要称柏克这样的不断为英国辩护的保守主义者为“反动分子”，而哈耶克也要称米瑟斯这样的古典自由主义者为“反动派”。也难怪会有人指出所谓“消极自由”的观念实际上正是支持当今“全球主义的意识形态核心”。因为这种意识形态实际上是要保护由“自由主义”之路获得了大量财富的既得利益者，最终使高度的全球性垄断更加强化，从而使所有改变这一切的努力付之东流，使人类最终走向从心态到生态的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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